巍巍的宝山脚下，有个小盆地，这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大田算是难得一见的“开阔地带”，形状很像个“口”字，这就是我的家乡——京口。悠悠的均溪河和潺潺的仙峰河犹如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汇合在盆地的中央，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是一排连绵起伏的低矮山峰。同属两条河上游的“金三角”，被村里人认为是风水宝地，叶家宗祠“南阳堂”，就在“金三角”的中轴线上；村里的政治文化中心——村部、学校自始至终点缀在这块热土上。京口人许多爱国爱民的传奇故事在此不断演绎着，播撒着革命的火种。距离“南阳堂”四五百米的地方，有一座祖房，在绿树环抱下显得幽静典雅、古朴沧桑。祖房里走出了一位在大田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英俊青年——叶炎煌。
 

悬壶济世

大田民间传有：“后路一百楮，京口一百乳”（楮，挑伕；乳，指“种痘”医生）之说。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沦陷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生活贫困，“野乳”（天花）、“麻疹”等传染性病毒在全国肆虐，由于当时医学落后，缺医少药，民不聊生，被“野乳”、“麻疹”病毒感染死亡的不计其数。从清代中叶开始，京口叶氏子孙秉承爱国、爱民的美德，刻苦学习《御篡医宗金鑑》、《种痘新书痘痳赋》等医学书籍及先辈祖传秘方，兼容学习叶天士医学知识，从事执业种痘治病和中医。京口的医生可以说遍布包括厦门、广东在内的全国各地。

民国年间，由叶炎煌父亲创办的厦门霞溪仔的“叶丽春堂”诊所，名噪一时，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远近闻名。在父亲的熏陶下，叶炎煌（原名叶延环）精研《黄帝内经》、《伤寒杂证论》、《神农本草经》、《医宗金鉴》、《玉楸药解》、《医门法律》等医学书籍，传承发扬医疗技术，在厦门从医，得到百姓的充分肯定。

在厦门求学从医期间，叶炎煌就是一个追求新思想新文化的热血青年，尤其崇拜鲁迅先生，《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无所不读，其思想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
 

革命救世

1926年，正值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高潮的时期。这年秋天，鲁迅来到厦门。1926年10月14日上午，厦门大学周会，鲁迅在厦大群贤楼礼堂为全体师生演讲，讲题为“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针对当时时局，他把少读中国书同“救中国”联系起来，提出青年学生当日要救国，并不在读中国书，而是要勇于做改革社会的“好事之徒”。

一个月后，鲁迅和林语堂应邀前往集美中学演说，鲁迅又进一步深入这个话题，提出世上聪明人很多，却往往不能办事，因为他们想来想去，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了，即使肯做有利于社会别人的事情，也常常不真诚，不彻底。于是“世界是属于傻子的”，他们是社会的改造者和创造者，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鲁迅的爱国精神激励着无数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当时的张鸣玉、方松杉、杨格致等人，就是听了鲁迅的演说后投考到黄埔军校。

叶炎煌也在此时深受鼓舞，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不安于简单行医愿意做鲁迅说的“好事之徒”、“傻子”的叶炎煌，以行医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后来又任共青团厦门市委书记，是中共厦门市委工作人员。叶炎煌的“叶丽春堂”诊所就成了地下党的接头地点，无数重要纸条在此中转，无数革命信息在此传播。

叶炎煌的孙子叶伟忠在回忆录中说过：“在黑暗的旧中国，我爷爷用医术来拯救苦难的人民，但他看到，光靠为民治病解决不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必须推翻旧社会，才能真正使人民过上好生活，因此，他毅然参加革命斗争，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这种思想显然与鲁迅的弃医从文有“异曲同工”之处。
 

播撒火种

叶炎煌不但自己积极投身革命，还积极宣传革命，鼓舞激励大批年轻同志投身革命。1928年，叶炎煌担任市团委书记时，组织读书会，团结进步青年，建立团支部，发展团员，介绍叶飞加入共青团，把叶飞引上了革命道路，在波澜壮阔的闽粤赣边区的革命斗争中作出卓著贡献，为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作出突出的贡献！

1929年春，叶炎煌受中共厦门区委的委派，返回家乡开展党的工作。在武陵乡百束、家乡京口联系了林壮谦等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教育，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成立了“大田特别党支部”。大田苏维埃运动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红四军的到来做好了组织准备。建立政权后，队伍不断壮大，斗争不断深入，革命烈火熊熊燃烧，领导赤卫队开展武装斗争，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工作，得到当地广大农民的拥护。

1934年7月，叶炎煌在厦门被捕，同年10月在省保安处被敌人残忍杀害，年仅26岁。就义前的一个月他曾写到：“我可以不要舒适，不要家庭，不要金钱，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相信，我能为革命干一番事业。”一个本可过着安逸生活的医学世家的青年，把生命看成如此的淡漠！把革命看成如此的崇高！这就是叶炎煌！

从此，京口人民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儿子，但京口大地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大田这方热土擎起了一片红色的天空！

（作者系叶炎煌家乡京口村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