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舒静
　　

大田籍先烈叶炎煌，已然载入光荣的革命史册。他是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叶飞的入团介绍人。如今，叶炎煌烈士故居大田县华兴乡京口村“南阳堂”，迎来送往，一拨又一拨共产党员来此观看烈士图片展览、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并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

然而，令我难以释怀的是，一位农家子弟何以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擎起一片红色的天空？何以抒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于是，我将目光投向搁在案头上的杨占枝先生整理的“大田县华兴乡京口村叶氏家训”。好的家训、家规、家风承载了先人对后代的希冀与鞭策，良好家风潜移默化地熏陶着家族的每一位成员，也砥砺着家族的后裔，更成为滋润世人迷惘干枯心灵的清甜甘露，成为影响大众道德与社会风气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据史料记载，叶炎煌家境比较富裕，长期为厦门中心市委提供大量活动经费。殷实的家道固然离不开叶炎煌父子的“身怀一技”，更是缘于其节俭的家风。叶氏家训之“崇节俭”有言：“凡冠婚丧祭，虽属大典，须称家有无，要不可浪费。”假如家屋有的，则需富而好礼，知稼穑艰难，不敢靡费；假如家屋无的，少长缺短，就该加倍节省，一穿一吃，都大意不得。古人说不会划算一世穷，而“称家有无”量力而行无疑是划算之具体表现。在一个耕读传家的国度，叶炎煌家境的殷实离不开“节俭”二字。

在叶炎煌烈士为数不多的遗物中，有一帧黑白半身照。照片上的叶炎煌，架一副眼镜，中庭饱满，浓眉大眼，着西装，系领带，文质彬彬，儒雅中透着勃发英气，似乎看不出普通农家子弟的迹象，倒像是出身于书香门弟人家，其实这也正与他的行医世家相契合。根据史料记载，民国年间，由叶炎煌父亲创办的厦门霞溪仔的“叶丽春堂”诊所，名噪一时。叶氏医德高尚，医术精湛，闻名遐迩。在父亲的熏陶下，叶炎煌精研《黄帝内经》、《伤寒杂证论》、《神农本草经》、《医宗金鉴》、《玉楸药解》、《医门法律》等医学书籍，传承发扬医疗技术。叶氏家训“务正业”写道：“凡人游手好闲，贪图安乐，富者必贫，贫者必困。……凡我族人，或士或农，或工或商，务宜各劝正业，戒游惰，以辟利源。”“务正业”的另一面是“戒非为”：“赌馆烟馆，最易聚匪。凡开设而交接匪徒，并盗窃、骗诱、狡串，一切非为之事，必至害身家，累宗族。”天下之大，古往今来，不乏有佼佼者与庸人，其分水岭便在于“务正业”还是“非为”，是勤奋吃苦还是怠惰懈玩？曾国藩的家训中也提到：“天下古今之庸人，皆是以一惰字致败。”咸丰时代的曾国藩，博览众书，手不释卷，广采博纳，汲取精华，思想和智慧得以升华，并凝成《曾国藩家书》。叶炎煌不甘于平庸，不懒惰，勤奋好学，积极上进，用心去做事情，才能够悬壶济世赢得口碑。

叶炎煌由行医而走上革命道路，播撒革命火种，直至为革命事业而献出宝贵生命。1927年，不安于简单行医的叶炎煌，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行医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后来又任共青团厦门市委书记，成为中共厦门市委工作人员。叶炎煌的“叶丽春堂”诊所就成了地下党的接头地点，无数革命信息在此传播。

然而，我以为叶炎煌的弃医而走上革命道路，不难从叶氏家训中寻找到答案。其“守法纪”一节：“国法森严，毫无宽赦。私开当押，私藏军械，押当枪炮，窝藏匪人，串同入会，匿税走私，凡一切干例禁者，法所不容。小则陷没身家，大则贻累宗族。各宜凛戒勿忘。”这样一段充满正能量的文字，倘若不告知出自叶氏家训，读者一定会误以为是摘自报纸的宣传文字，或者录自某“章程”。再看“扬正气”一节：“正大光明，激浊扬清。淡名利，人必其爱，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而后人敬者。”1934年7月，叶炎煌在厦门被捕，同年10月在省保安处被敌人残忍杀害，年仅26岁。就义前一个月他曾写道：“我可以不要舒适，不要家庭，不要金钱，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相信，我能为革命干一番事业。”叶炎煌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正大光明，激浊扬清”之家训，同时启示每一位共产党员，只有真正地淡泊名利，才可能“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一个本可过着安逸生活的医学世家的青年，把名利看得如此淡薄，把革命事业看得如此崇高！

也许，有人会认为将家训与一个革命烈士联系起来显得有些牵强。可是，谁又能说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呢？树立端正的家风，继承优秀的家规和家训，是值得弘扬的民族文化。《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原指柴烧尽，火种仍可留传。古时候比喻形骸有尽而精神不灭。如今社会一些不良习气已逐渐淡出人民的视野，“正能量”得以传递，如再加上优良家风的打造，社会的风气将会更加纯洁，人民的生活将会更加美好，社会将更加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