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叮当”“叮叮当”，小铁锤敲打着铁礃子的脆响，伴着一声高一声低富有节奏的吆喝，孩子们手举鸡胗皮，纷纷跑出家门，大家知道是换“叮当糖”的货郎又来了。于是，在乡村逼仄的土路上，现出了一幅温馨的画面：货郎放下了杂货担子，掀起了装满针脑线头的箩筐盖子，只见那原本用来招揽生意当“快板”的铁礃子顶着糖块，手起锤落“叮当”声起，一条指头般长、筷子般细的“叮当糖”，就落到了小朋友的手上。

“叮当糖”是加工过的麦芽糖，老家人也称其为“白米糖”。 是“米”是“麦”其实没有关系，乡亲们把煮熟的米饭与长了芽的麦粒一起发酵，然后挤浆熬煮。经过糖分转化的南北两种不同谷物，缠缠绵绵的爱恋就在闽中山村结出了甜蜜的果实。制糖师傅继续扯拉糖稀，糊状的糖由粗变细，颜色从起初的琥珀色转为金黄色，继而泛白，质地也由软渐硬。再粘上芝麻或者炒花生米，原来只是甘甜的糖块变得酥脆不粘齿，且多了分扑鼻的芳香，煞是诱人。

与之相伴的食品还有“糖米花”、“醪花”和“沙琪玛”，这些糕点用麦芽糖做粘合剂，米面的衍生品油炸后游进了糖稀，浑身上下镀着糖衣光彩耀人，喜庆的颜色与丰富的滋味形成山里人待客的尤物。

我见过父亲做“糖米花”的过程。父亲把麦芽糖兑清水放热锅里化开，待糖稀可以插进筷子挑出细丝时，将一袋准备好的爆米花倒入搅拌混合，然后取出铺在竹匾上，用根类似擀面杖的木棒压实拍平，再切成大小齐整的条块。父亲在做“糖米花”的同时，也会给围观在灶台边叽叽喳喳嬉闹的孩子分发边角料，可他自己却不舍得吃。家里人口多，能出工的劳力只有他一个，所以每次当探听到有演戏的消息，他就提前买回麦芽糖开始做“糖米花”，把糕点摆到戏台边，或者正在放映着电影的露天幕布下，用它换回油盐以及我们姐弟上学用的纸笔。
    那时的麦芽糖比现在的奢侈品珍贵，为了能够尝到一口香香甜甜的美味，我们常趁父母不在，挤掉还剩半筒的牙膏，将铝质的“牙膏壳”拿去跟货郎换糖吃。

诱人的麦芽糖也让我祖父着了魔似的迷恋。

祖父积攒下亲人们给他的零花钱，时不时去圩场买点麦芽糖回来。祖父买了麦芽糖装在小瓦缸里，藏在衣柜中，外面上着锁，他舍不得一次就吃完。我是堂兄弟中最得祖父宠爱的孙子，每次家里只剩我们爷孙俩时，他必然会把我带到卧室，然后神秘兮兮地从床底下的草垫中摸出钥匙，双手颤巍巍地端出缸子。麦芽糖已经长出黑糊糊的“毛”了，但祖父没有丢弃，只是用一根筷子把发霉的地方拨开，然后挖出底下没有坏掉的糖块，卷成蛋粒大的丸子，我们就这样你一口我一口地争着吃。

祖父喜爱上麦芽糖缘于他年轻时做挑夫的经历，从永春到大田的山路，回程挑盐巴，去时驮山货，几天几夜的行程到了饭口，碰到前不着村和后不着店的情况比比皆是。祖父从同伴那里学到了解决办法：随货捎带一缸麦芽糖。这东西体积小、重量轻，而且糖分高，带起来方便，吃了又耐饥饿。祖父因此留下了跟别人不一样的吃麦芽糖方法，他就着一碗凉水吞下糖块，不像我们大口咀嚼，最后竟把嘴巴给胶住了，还得用手指帮忙挖开。

本来，奶奶也是会做麦芽糖的，因为熬制麦芽糖是我们这一带农户的传统副业，手艺活代代相传，出产的美食远近闻名，只是我的奶奶很早就过世了。我们村子隔壁的华安村家家开过制糖作坊，做麦芽糖的能手高人比比皆是。在公社化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熬制的麦芽糖产量占据全县首位，就连国营饼干厂需要进货都找他们订。

我也因此认识了其中的一位高人，那是我替祖父换麦芽糖时遇见的，当时我提着一袋稻米上她家去，一个劲地管她叫大婶。大婶的家建在村口路边，高大的双层木屋崭新气派，看得出做麦芽糖确实给她们家带来了实在的利益。作坊在后屋，一排厨房七间，泉水绕墙长流，水稻在渠外的田里金黄着。也许再过不了多久，那种颗粒饱满、长着长长麦芒的麦子又可以播撒梯田了，为延续下一个甜蜜的事业打下基石。

大婶把麦粒分装在特制的竹箩里，浸泡到水中催芽；还把数十斤重的糯米蒸成熟饭，然后捣碎麦芽与饭粒及米汤拌在一起发酵。两个时辰后，挤汁、去渣、生火、熬煮，整个程序似酿酒，也像在做豆腐，只是时间不需那般长久。

大婶继续将俩口袋发酵好的麦芽和米饭搁置在大铁锅上方，中间的木架子压了板条。这样的构造类似于一把张开的铡刀，通过操纵连接一头的手柄可以上下移动，塞在里面的糖浆自然从口袋里榨出。东西看上去有些土，而且在锅中糖水的映衬下显得非常老旧，但器械科学实用，是挤榨糖浆再省力不过的好帮手了，足见民间的睿智。

熬糖烧的柴火全部实木，四个小时的等待，看着满满两大锅的糖浆由乳白色慢慢变深，最后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的量，一锅黏糊糊透着琥珀金光的麦芽糖大功告成。

我19岁时祖父79岁，年老的祖父依然热恋着麦芽糖，并且不离不弃。那年，我不顾祖父的反对去当了兵，离开前几日轮流上亲戚家吃饭，与祖父的相聚少了许多。每当我应酬后疲惫地回到卧室，眼花耳背行动迟缓的祖父，总是拄着拐杖摸着墙壁来拍我的房门，嘶哑地唤着我的小名。我到了部队没多久，祖父就真如他自己预言的那样走了，我们再也无缘会面。听母亲说，我走后祖父常常拄着拐杖呆立在我的房门口，有时还举着一块麦芽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的名字。那一幕祖孙同吃一缸麦芽糖的乐趣，从此沦为忧伤记忆。

时光流逝，当我再次来到华安村寻访那栋豪宅时，已是二十年后。眼前的木屋还是那么高大，但此刻好像人去楼空，荒草爬上了天井，牵牛花也怒放成窗格装饰画的模样。估计房子的主人和子孙，也学着“良禽择木而栖”去了。如今物产丰富，食品易得种类也多，这里虽为制糖作坊旧地，但像熬制麦芽糖这样的手艺活，终因利润少、产出低，以及费时费力，引不起年轻人的兴趣。流传久远的文明，也许就这样悄然消失。

我无心凭吊这些遥远的话题，拉着才读幼儿园大班的女儿绕到后屋。女儿赤脚蹚水嬉戏，却没想到敞开的一扇木门里面，居然还有人在生火煮东西。

还是那位大婶，原来她一直都在制作麦芽糖，与她搭手的还有个中年的男子。大婶每天分时段浸泡麦子，一筐重量两公斤，这样刚好做一锅的用量。为了防止麦芽霉烂，箩筐每天揭开一次，等芽长至两厘米时，倒进石臼里捶打捣烂，为下一道工序做好准备。她说：浸泡麦子的时间长短要看天气而定，一般夏季5天，气温低时也可能7天，然后从水中提出放到阴处晾着，麦子基本上就能按要求发芽了；糯米同样需要浸泡，夜里加水，晨起后即可直接上蒸篁，30公斤的大米能够熬成同等重量的糖稀。

选择在这样的旧屋里坚持做麦芽糖，大婶有她自己的理由。首先是为了方便养猪，华安自古有养母猪育仔出售的传统，挤去糖浆的麦渣和饭粒是喂养牲口的好饲料；其次是因为自己习惯了这种生活，还有一些销路等着提货，老祖宗传下的手艺不忍丢弃；还有的原因就是政府开始重视了，她制作麦芽糖的过程被拍成影像成了美谈。

小女儿第一次看到熬煮麦芽糖的情景，尝一口后却嫌太甜太黏。她踩回到泉水里捞着小虾窃窃私语：“如果阿婆的糖果拿来捏小动物那有多好，我们家就可以不用再买橡皮泥了。”我听了有些好笑，又觉得语塞。

制作麦芽糖的华安村，村民清一色姓郑。史料记载：郑姓先祖随王潮入闽，他们最初居住在大田的桃源，后迁往仙游，第十八世祖郑士谏于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由德化迁回。村里历代能人辈出，明清两朝出过太学生、贡生和举人多达65人。

 历史与熬制麦芽糖有什么关联？我们无法探知。但是36姓入闽，实则是跟随闽王兄弟一起来逃难的。也许中原带来的麦子在南国闽地受潮发了芽，也许吃剩的饭团在霉变过程中不仅产生了酒精，还产生了像糖或者其他可食用的东西来。有一天，这郑姓的族人在行军中不小心把它们混合在了一起，竟意外地发现其味甜美如糖、浓香似蜜。

这只是一种假想，不过在新中国编撰的第一部地方志里，华安的麦芽糖被隆重地记录了一笔：“民间历来沿用传统工艺，手工制作豆豉、豆腐、糕饼、油支、粉干等糕点食杂。均溪华安村盛产麦芽糖，至今仍有美誉。”

 生命生生不息，有些事物虽然起起落落，但它总能找到适合的方式保存下来。华安的麦芽糖曾经写下了辉煌史页，流淌着自然味道的美食不会轻易消逝，我相信它不会就这么轻易地埋没在我们的记忆里。一溜的旧厨房，还是其中的旧灶台、旧工具……在昏黄的光线中，热气仍在蒸腾弥漫，米麦的清香交叉融合，已然飘满了村庄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