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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大田记者站 林起煌
【核心阅读】
每年暑期,大田“第二集美学村”旧址陈列馆都会迎来参观高峰,这里两层楼的展厅里陈列着抗战时期大田抗日救亡运动各种资料和照片。
“老师站在树前,学生坐在地上,书籍放在膝上,头上是日本鬼子的飞机在呼啸,林中是集美师生的书声琅琅,午饭在林中草地上用餐,课间时抗战歌声唱响……”作为这里的特约讲解员、大田一中退休老师范立洋无数次向参观者描述着当时“森林课堂”的情景,仿佛又把我们带回到了70多年前的抗日救亡岁月……
70多年前,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时,在闽中小县大田不仅有热血青年为抗日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还吸引了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亲临大田宣传抗日救亡精神,让闽中大田一时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热土。
星火从北平传到大田山村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又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12月9日,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河北省立农学院(在保定)随之自发成立了“河北农学院学生救国会”,掀起了学运高潮。在农学院就读的大田县武陵乡百束村中共党员林鸿图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爱国学生运动。
林鸿图烈士
当年12月下旬,农学院提前放寒假,把学生赶回老家。林鸿图没回大田,而是前往学生运动中心北平,建立了河北省立农学院党支部,亲任支部书记,在校内外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时,他把“一二·九”运动爱国示威游行的照片、宣传品和有关抗日救亡的进步刊物、书籍和传单寄回给大田县武陵小学校长林大蕃等热血青年传阅,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
1936年底,林鸿图从保定返乡,向林大蕃等人介绍了“一二·九”运动情况和“西安事变”的内幕,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
1937年2月,林鸿图在返校前夕,吸收林大蕃和教师林茂森等为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武陵小学支部,书记林大蕃。
“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林大蕃以校长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他们开办了“青年读书会”、“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同时开设文娱活动课,教唱《大刀进行曲》、《黄河颂》、《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难民曲》等抗日小戏,组织了文娱宣传队,走上武陵街道,奔赴小湖、太华等乡村演出;组织学生、妇女及其他青年搞义卖,筹集经费,扩大抗日宣传,整个武陵乡村别有一番天地。林大蕃等人自编的《小媳妇歌》、《日本鬼乌心肝》,唱得十分起劲:“哒嘀哒,新岭头对雪山,日本鬼乌心肝,闯进来家园,瓜菜豆薯全遭殃;哒嘀哒,新岭头对雪山,日本鬼乌心肝,闯进来家园,男女老幼都杀光。”
星星之火在各山村燎原
武陵乡的抗日活动也带动了大田县城区抗日救国运动,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以大田县初级中学为中心广泛开展。
1937年冬,林鸿图被大田县初级中学聘为教员,不久又被推任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大田分会指导员,他以合法身份领导大田城区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林鸿图组织“一日一分会”,号召每人每天节约一分钱,支援抗日前线;组织“晨呼队”,清晨上街跑步,边跑边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抗日口号,社会影响很大。
1938年春,党组织为了顺乎民情,更加广泛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决定开展一场反贪官污史的斗争。当时,大田县长廖基及其爪牙借抗日救亡之名,大肆搜刮民财,广大群众骂他为“饿鸡”(“廖基”与大田方言“饿鸡”谐音),是斗争的对象。
他们创办了两个刊:派出党员骨干林茂森到大田广平小学任教,印刷了《田民呼声》;林大蕃在武陵小学主编并印刷了《田民画刊》,以确凿材料充分揭露了廖基的罪行,并上送福建省政府。国民党福建省府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于8月初将廖基调离大田。对这场斗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正义斗争的信心,推动了大田抗日救亡运动高涨。
抗日文娱宣传、抗日义卖活动遍及大田城关和各地。其中,将被日寇杀害的爱国志士蔡公时居留大田县时在赤岩寺题写的题壁诗进行印刷义卖更是轰动一时。
大田抗日宣传队合影
1938年间,林鸿图、林大蕃、林茂森先后吸收了有志青年林志群、肖冠槐、林自寿、林达光、郑超然、林大森、林炳麟、肖应时等18人为中共党员;党组织的抗日活动范围从武陵小学发展到武陵乡的桃溪、百束,桃源乡兰玉、王山及谢洋等乡村,直至城区的大田县初级中学,创造了不少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新阵地。
1939年9月20日上午,6架日军飞机飞临大田城关上空,投弹4枚,炸毁了大田初中右侧上下楼教室6间和集美职校的文庙临时宿舍。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仪器、图书损失严重。
轰炸激起两校广大师生的义愤,地下党组织从中进行宣传鼓动,组织师生举行火炬示威游行,声讨日寇罪行。在集美职校求学的林志群以读书为掩护,以发动抗日救亡宣传合法斗争为手段,发展职校学生蒋光斗、陈树霖、陈悦周、陈文生、郑裴然等为中共党员,进一步壮大抗日救亡的主力队伍。
陈嘉庚亲临大田宣讲抗日
1940年春,中共大田县委成立后就致力于建立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争取一些思想开明、忧国忧民、较为进步的分子加入抗日救亡活动。武陵乡百束村开明人士林笏隆,省咨议员、县民团营长林维邦(大田谢洋人),省参议员、县参议蒋超(大田广平人)等一些当地知名人士站到拯救民族危机的立场上来,慷慨解囊,出钱、借枪支持大田党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抗日义卖品
林笏隆的长子林其蓁1936年到北平燕京大学附中读书,加入了共产党。“七·七”事变后,林其蓁参加北平西北游击队,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最前线,1940年5月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寇逮捕杀害。
大田县当局怀疑林是“红色”的,不愿为其开追悼会。中共大田县委抓住机会,支持林笏隆出面向县府提出强烈要求,发动各界人士与县府据理力争,并发动外地的各界知名人士写挽幛、送挽联。多方面压力迫使国民党大田当局为林其蓁烈士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全县各界人士捐款建了“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中共大田地下党组织将挽幛、悼文等编印成纪念刊广为散发,大造抗日救亡舆论。通过这次活动,中共大田地下党组织广泛联系了各界人士,推进了统战工作。
1940年11月14日,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访问重庆和延安及各大战区之后,前来大田县视察内迁到大田县玉田村的集美职校,发表了一番言词激烈的演说。他陈述了重庆达官贵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官员腐败、坐等外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的见闻;赞扬了延安艰苦朴素、政治清明、言行一致、官兵一体、军民一家的好风气,断言“这是克敌制胜之本,中国有救星,抗战有保证”。
次日,他又在大田县欢迎会上发表讲话。他的演说当即引起了大田县各界的极大反响。大田党组织借陈先生的崇高威望,将电文和讲话传单加以翻印,发给统战对象及各界人士,进一步在大田各地兴起促蒋抗日及抨击陈仪祸闽的宣传热潮,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坚定了抗日救亡的决心。
(文中史料来自“大田县老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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